“蘇區干部好作風，自帶干糧去辦公；日著草鞋干革命，夜走山路訪貧農。”這首至今仍在傳唱的膾炙人口的山歌，唱出了黨在蘇區時期的優良作風和良好形象，唱出了蘇區群眾對黨的作風建設的高度認可。這一時期形成的一心為民、求真務實、艱苦奮斗、廉潔自律、爭創一流、無私奉獻的蘇區干部好作風，在黨的作風建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蘇區干部好作風靠的是堅定理想信念的支撐。作風建設是一個由里而外的過程。作為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，不僅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，而且是一個有著共產主義覺悟、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的政黨，這是蘇區干部好作風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內在動力。為了給轉移傷病員贏得時間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部長江善忠把敵人引向山間的一條絕路，打完了最后一顆子彈，在布褂上血書“死到陰間不反水，保護共產黨萬萬年”，縱身跳崖。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部突圍時負傷不幸被俘，在獄中寫下氣壯山河的詩歌《帶鐐行》《移獄》《獄中月夜》，表明“拼作階下囚，工農齊解放”的堅強決心。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李美群“馬前托孤”，忍痛將自己的親生骨肉托付給婆婆，拖著產后虛弱的身子，奔赴革命前線，最后英勇犧牲。被群眾譽為“蘇區包公”的何叔衡，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，堅持原則，執法如山，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守蘇區，被敵包圍，跳崖犧牲，實踐了生前“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”的誓言。這些動人故事的背后，體現出革命者堅定的理想信念。在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下，革命先輩矢志不移，至死不渝，在根據地的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鑄就了蘇區干部好作風，樹立了自身的良好形象，贏得了蘇區群眾的大力支持和擁護。
蘇區干部好作風是領導干部以上率下帶出來的。一打口號不如一個行動。中央蘇區時期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嚴以律己、以身作則、以上率下，時時處處都發揮著模范帶頭作用，留下了毛澤東帶領警衛戰士為沙洲壩人民掘井引水、朱德幫助農民插秧收稻、周恩來幫助紅軍家屬砍柴挑水等佳話。“腰纏萬貫的討米人”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，自帶干糧去辦公，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，與組織失去聯絡，雖身藏一包作為黨的活動經費的金條，但衣衫襤褸，乞討度日，最終把金條交給黨組織。1934年3月20日第164期《紅色中華》刊載的《猛烈開展的節省運動》報道：中央財政部、中央教育部、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的全體工作人員，每人每日節省二兩米，菜金若干。陸定一、鄧穎超、博古、陳云、毛澤覃、羅邁、潘漢年等23名領導干部聯名致信《紅色中華》，決心每天節省二兩米，不領夏季衣服，以支援革命。“蘇區干部作風好，事事走在人前頭。學習軍事他帶頭，參軍作戰他帶頭，執行任務他帶頭，節約糧食他帶頭，遵守紀律他帶頭，參加勞動他帶頭，優待紅屬他帶頭，慰勞捐獻他帶頭，購買公債他帶頭，供銷入股他帶頭。事事帶頭作模范，真是窮人好干部。”這首《蘇區干部“十帶頭”》的歌謠生動反映了蘇區干部事事走在前面、處處模范帶頭的優良作風。
蘇區干部好作風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形成的。從實際出發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，而且是黨的基本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。1930年5月，毛澤東在《反對本本主義》一文中強調，馬克思主義的“本本”要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，提出“沒有調查，沒有發言權”的著名論斷。中央蘇區時期，毛澤東先后開展了尋烏調查、興國調查、東塘調查、木口村調查、長岡鄉調查、才溪鄉調查等農村社會調查研究，發表了《尋烏調查》《興國調查》《長岡鄉調查》《才溪鄉調查》等著名調查報告。在毛澤東等蘇區領導的率先垂范和倡導影響下，中央蘇區的各級黨政軍機關掀起了調查研究的熱潮，為科學決策提供保障，開創了實事求是、求真務實、注重調查研究的一代新風。劉少奇、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從根據地實際出發，糾正了脫離根據地實際的“左”的錯誤，制定了新的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》，促進了蘇區經濟的發展。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期間，針對有些地方存在亂分田、假分田、占著好田不放手的現象，他深入進行調查研究，挨家挨戶訪問，一塊田一塊田地查看，在掌握第一手情況后，對全縣土地重新劃分，受到老百姓的擁護。“干部常來我們鄉，巡視我鄉談家常；油鹽柴米樣樣問，溫暖送到心窩上。”這首《巡視制度好》的歌謠生動描繪了蘇區干部深入實際、用腳丈量土地、用心傾聽民意的優良作風。
蘇區干部好作風在教育監督和約束下不斷完善。一是發揮干部教育培訓作用，不斷夯實蘇區干部作風建設的思想基礎。思想教育是作風建設的基礎性工作。中央蘇區時期，黨把干部教育培訓擺在十分重要的地位，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、列寧室、俱樂部以及大量的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和各種黨團訓練班，加強了蘇區干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、黨的路線方針教育、黨的組織紀律教育，為中央蘇區的作風建設奠定堅定的思想基礎。二是完善干部監督機制，遏止了蘇區干部不良作風的出現和蔓延。為防止和懲處腐敗行為，中央蘇區構建了黨內監督、行政監督、司法監督、輿論監督和工農監督相結合的監督機制，對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，離開工農利益，發生貪污浪費、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等現象進行監督糾治。《紅色中華》《斗爭》等重要報刊，不僅開設“紅板”“紅匾”等欄目，表揚和鼓勵那些工作積極、廉潔奉公、作風正派的蘇區干部，而且開辟“突擊隊”“鐵錘”等專欄，專門對蘇區干部的不良作風和違紀行為進行批評和揭露，有力制止了蘇區干部腐敗墮落及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、命令主義的發生。三是以“鐵的紀律”促進蘇區干部好作風的形成。中央蘇區時期，不僅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，完善了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”，提出了“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”“少數服從多數”“一成決議，就須堅決執行”等許多原則性要求，而且制定了許多與作風建設相關的紀律制度，如《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》《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——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》等，強調“一切違反蘇維埃法律對于革命有損害行為的黨員，必須比非黨員工農分子受更嚴厲的革命紀律制裁”。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，維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，強化黨的作風建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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